映象新闻

在调查时，监察专员可要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对某些问题做出书面或口头说明，另外，任何监察官都有义务协助监察专员工作。

由于只要有理解，理解便会不同，当事人、检察院方、律师方可能会对案件有不同的看法，法官不可固步自封、一意孤行。[19]为此我们无奈的发现，法官界对修辞也并未达成统一的共识，那么我国的法官究竟该如何对待修辞呢？实际上，我们发现一方面人们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不遗余力的运用修辞的说服与论证功能服务于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

检察院虽然不代表当事人而代表国家，但其骨子里就有一种将被告置于死地而后快的的观念，三者都极易通过修辞故意放大某一论点，消减或遮盖另一论点。也不否认司法能动主义在当下西方确实甚嚣尘上。毕竟尊重规则的意识是法官界的稀缺品，而这种稀缺品又恰恰是构建法治大厦必不可少的原料之一。所以本文拟以法官的三种对立型思维博弈的为切入点，得出了对克制性、独断性、修辞性思维的推崇。修辞创设了一个新的焦点，不同的经验、不同的表象，在这里遭遇，重新凝聚成我们关于对象世界的认识。

富翁病重，写下遗书：所有财产归女儿女婿，只留下一把剑给幼子，并要求在儿子满15岁才交给他。纵观美国法律史，不难发现老字号克制主义长期占据着法官意识形态的大半江山，尽管当下新生的司法能动主义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尤其是在美国实用主义诞生以后），但克制主义仍然不失其主流地位。这些因素的存在都直接影响到了司法机关对法律的正确适用，而不能正确适用法律是法律权利不能在现实中落到实处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尽快出台《信访法》，健全信访法律体系，实现信访的程序化、法制化现代法治的真谛就是：一切社会行为必须处在法律的控制之下。信访制度改革面临的关键问题不是还能不能存在，会不会走向终结，而是还需要加强哪些工作，进行什么样的转变。第一，可以在人大下面设立信访工作委员会，直接对人大负责。要本着既要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又要建立良好信访秩序、确保社会稳定的原则，继续将信访置于适当位置，从完善国家整个解决纠纷机制的高度来改革、改进信访，通过渐进的方式疏通公众参与和投诉的渠道，树立司法的裁判权威，并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使信访逐步纳入国家的正常法治轨道。

学者张耀杰则进一步指出，在如示宪法和法律框架之外所设计的叠床架屋且等级森严的信访机构，是一种制度陷阱。但实践中由于制度未对立案条件做出刚性规定，在大量的信访事项远远超出了信访机构承载能力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少量事项立案查处，而这个选择主要依靠领导批示。

法治总不可避免地会有漏洞和缺陷，适当的人治就像英国的衡平法一样，适用得当，可以缓和法治过分僵硬。为此，村民们多次上访，要求追回属于村民的钱。司法腐败使这最后一个讲理的地方也变得不讲理了。如果信访人不服从信访事项处理意见，则可以通过向原办理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复查进行二级救济。

正因如此，我国信访制度完善的相关研究已成为当务之急。老百姓在不讲理的法庭上受到的冤屈，远比其当初希望法庭给予伸张的冤屈大。目前民众普遍采取信访救济的方式，表明司法不具备应有的公信力和权威。目前各信访机构处理信访事项并没有统一、严格的时限要求。

二是办信、接访程序、疑难信访案件听证、办访责任制和电子信访等信访实践经验为抽象出法律条款提供了基础。从上述案例2中也可以看出我国信访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非制度化信访现象：主要表现为越级上访、重复上访和群体上访等。

英国有句古老的法律谚语：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强调的就是及时公正处理案件对当事人的重要意义。因此，政府必须加大法治宣传教育的力度，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做到信法用法，逐步规范维权方式，以理性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这个意义上，信访的对象是多种的，各类国家机关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当事人极易就同一事实和理由反复不停的找各级机关寻求解决，这也是缠访、重复信访等非制度化上访数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各级地方官员也是既管理行政事务，又管理司法事务。【摘要】信访制度是我国一项特殊的权利救济制度，一直发挥着法治参与、权利救济、纠纷化解的功能。我们既不能过分强化信访救济这种非司法救济手段，也不能完全否定信访制度在现阶段的作用。要落实行政复议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要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包括对违法办案的司法人员的责任追究制度）。

要降低司法解决纠纷的门坎，让贫困人群也打得起官司。（二）信访制度的运行现状现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群体信访和矛盾激烈的个体信访不断增多，面对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增多，我国现有的信访制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信访制度有着丰富的法文化内涵，作为特殊的救济方式曾发挥过独特的历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8}刘为勇：《理性求解中国信访制度的困境及其改革出路》，《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l期。

狭义信访说认为，信访是指公民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就该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侵犯自己合法权利以及其他违法违纪行为，向各级行政机关、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第一，从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相比较来看，2005年《信访条例》设定了三级信访制，即接访行政机关的处理、上一级行政机关的复查、复查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的复核。

因此，要适应现代社会要求，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以司法权利救济为核心的救济体制，树立司法的最高权威性。因此《信访条例》可以废除。而且信访的效果也并不明显，上访者的问题很少得到解决。广义信访说认为，信访即人民来信来访的简称。

二、信访制度的困境及其原因分析如上所述，信访制度的功效发挥得并不理想，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信访制度本身以及我国整个救济、监督和解决争议机制（信访制度只是这个机制的一个环节）二者都存在问题。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宏观上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不是部分人的利益，它不能表作为诉讼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不管这一方当事人是公民还是国家机关。

虽然信访制度是公民权利救济的一种手段，但是忽略了我国的国家制度的整体建设，现行信访制度的许多规定，实际上是直接跟宪法或法律相抵触，出现了行政权代替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现象。《信访条例》虽然规定了行政机关对于交办的信访案件的处理时限，但事实上这个时限经常被打破。

它是指社会成员通过书信、电话、电报、访问等形式，向社会组织、管理者反映个人或集体意愿的一种社会政治交流活动。不仅如此，还有保障调查权充分实现的措施，如传唤、公开调查结果等。

对复查意见仍然不服还可以向复查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请求复核寻求三级救济。（二）信访机构设置混乱，缺乏统一的协调机构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及相应职能工作部门都有信访机构，可以说我国的信访工作机构空前复杂。案例2：2004年9月，延安市宝塔区第三中学教师王某未经校领导同意，擅自住进了学校的一孔窑洞。在现阶段，我国正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转型期，由于这种过渡尚未完全实现，自然经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显示其生命力，同时，由于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经过长期的心里积淀而成的一种心理定势，它不会随着生产方式的变更、旧的政治体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瓦解而一下子全部消失，相反，它还会在人们的头脑中滞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当然，公民信访不信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国社会的法制化程度不高，法律制度不完善，老百姓不相信法律，以及我国公民的法治意识不强，遇到问题和侵害想不到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要改革目前的信访体制，可以考虑撤销各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全部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加强信访工作管理，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以加强系统性和协调性。

因此要适应现代社会要求，建构以司法权为核心的权利救济制度体系，确立司法的最高权利救济的权威。由于《信访条例》规定的终结程序并没有规定复核机关做出的终结处理意见的法律效力，也就无法界定违反终结程序的信访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些都导致了终结机制的现实可操作性不强。

从横向看，主要有政府、人大、法院和检察院四大块，各自处理职权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因此，我国应当尽快出台《信访法》，以改变信访制度单纯依靠规定、条例和政策来调节的现状，健全信访法律体系，实现信访工作的程序化和法制化，使公民的信访活动和政府的信访工作真正纳入法制化轨道。